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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. 讀書是一種“遇見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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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我以為,讀書其實是一種“遇見”。打開書本的剎那,就開啟了一扇去往不同時空的大門,碰見各種各樣的人,聽說形形色色的事,接觸不同年代留下來的思想菁華。

        如果說,“遇見”是讀書與生俱來的產物,那么,選擇怎樣的“遇見”,讀書人理應有屬于自己的主動權。

        蘇東坡說得好:“書富如入海,百貨皆有。人之精力,不能兼收盡取,但得其所欲求者爾?!蹦敲?,什么才是“所欲求者”?我想,除了要選擇那些契合自己的興趣愛好和功課長進的書籍外,關鍵一定要按優中選優、精中選精的原則,去選讀那些經受過時間和一代又一代讀者淘洗的經典。

        須知,讀一本經典抵得上讀幾十本、上百本普通之書。而對于那些平庸的書籍,我們還是少讀或者不讀為妙。那樣的“遇見”,只是重復,只會無端損耗你去選擇讀一本經典的時間和精力,因此太不值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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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,讀書當然也是“遇見”的人和事越多越好,讀書面越廣越好。

        讀報看到一個材料:在當年的西南聯大,許多教授在讀書方面都是學貫中西,打通文理。因此,吳宓、陳岱孫、金岳霖、賀麟等能用中國話語、中國文化嫻熟詮釋西學;馮至講《浮士德》時,可以用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”來詮釋《浮士德》“一個越來越高尚越純潔的努力,直到死亡”的主題。一些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教授,也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學識。物理學教授王竹溪編寫《新部首大字典》,在語言學界頗有影響;化學系教授黃子卿工于書法,熱愛舊體詩,時常與文學教授游國恩探討詩歌;年輕的數學家華羅庚則對散曲充滿熱愛……

        讀書的“遇見”,又并非不動腦筋地匆匆而過,而是一種主觀能動的行為。換言之,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,要“運用腦髓,放出眼光”,善于從無疑處讀出有疑。誠如孟子所云,“盡信書,則不如無書?!?/p>

        據說,梁啟超先生對于所讀之書是不愿輕易相信的。他作《王荊公》,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,不僅反復研讀王臨川全集,還參閱宋人文集筆記凡數十種。所以,當與《宋史》互相參證時,他始發現其中的一些以訛傳訛抑或故意詆毀、污蔑的謬誤,然后,他“一一詳辯之”,以還原歷史真相。這種實事求是的“遇見”方式,不僅是對歷史負責,也是對自己的治學態度負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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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從書本中來,到生活中去,則是一種以“遇見”疊加“遇見”而解疑釋惑的有效方法。延伸或者跳出書本的平面“遇見”,而到現實的自然與社會中去作立體的“遇見”,其效果或許會更精彩,更生動。

        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教授,就對讀書與旅行之間的關系有著獨到的理解。他說:“我是搞歷史地理的,旅行有時會帶來契機,長期解不開的謎解開了。我曾和鳳凰衛視拍過‘告別三峽’的紀錄片,就看到當地一個鹽場,鹵水直接從山里流出來,這種鹵水看著普通,其實咸得不得了,直接放在鍋里煮就成了鹽。這里的鹽場一直到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在用,后來才停掉。我研究移民史,巴人曾遷到這里煮鹵產鹽,巴人為什么一度很強勢,地盤能擴展那么大?他們控制著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?!?/p>

        原本,葛劍雄教授在讀書中無法解開的疑竇,想不到因為一次拍紀錄片的“遇見”,終于茅塞頓開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在現實自然與社會中的立體“遇見”,無疑是對書本知識一種必不可少的重要補充和佐證。

        想起楊絳先生說過:“讀書好比串門兒——隱身的串門兒。要參見欽佩的老師或拜謁有名的學者,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見,也不怕攪擾主人。翻開書面就闖進大門,翻過幾頁就登堂入室,而且可以經常去,時刻去,如果不得要領,還可以不辭而別或者另請高明,和他對質?!边@無疑是對“讀書是一種遇見”最生動的詮釋。

        而一個會“串門”、?!坝鲆姟钡淖x書人,更讓“讀書是為了遇見更好的自己”成為可能,水到渠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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